两年前，我在旧书网上淘得一本《俄罗斯国立东方博物馆馆藏中国新版画》。翻开这本厚厚的外文图录，我大为震撼——很多作品是博物馆于抗战时期收藏的木刻，不少是国内闻所未闻的孤品。更令我感到惊喜的是，研究人员对作品进行了详细著录。由此，我从一幅幅具体的作品，看到了历史人物，又由人物看到了中国抗战美术的海外之旅。
回望当年，抗战美术对外传播的起点，来自美术家在困境中寻求突围的种种努力。在欧美，最初的传播更多依赖个人力量。徐悲鸿、刘海粟、张书旂、张善孖等人，通过义展、义卖吸引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从而更好地为中国抗战募集资金、争取各类支持。
1937年至1939年，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战美术的国际传播迎来第一个高峰。旅苏美术家陈依范主持的中国革命艺术展，在欧美巡展。此时，中国的美术工作者直面战争，描绘血与火，展现中华儿女顽强不屈的斗志。展览突破战火封锁与国际舆论的隔膜，通过新兴木刻与漫画简练、直白、强烈的视觉冲击，跨越语言障碍、文化差异，让彼时的国际社会看到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和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正如陈依范所述：“通过这次展览，让西方的进步知识分子深信，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意识和爱国情怀是多么强烈。”
通过抗战美术，中国人民勇毅不屈的精神与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产生共鸣，也激发了不少侨胞的抗战热情。与此同时，中苏之间美术交流更加频繁，尤其是通过木刻艺术不断形成互动。1940年前后，国立东方文化博物馆、冬宫博物馆相继举办了多场中国文化艺术展览，数以百计的抗战主题中国画、木刻与宣传画参加展出，让当地公众对中国军民同心抗敌的壮举有了更直观的感受。正是凭借抗战时期文化交流的成果，今俄罗斯国立东方博物馆建成了世界罕有的中国新兴木刻、抗战木刻的庞大馆藏体系。
频繁的对外交流，促使国际社会更多关注中国抗战美术，甚至形成了收藏热潮。1942年，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携带50余幅中国木刻作品返美，在纽约展出。1945年，美国《生活》杂志专页刊发“鲁艺木刻选”，标题为《木刻帮助中国人民战斗》。同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主编的《从木刻看中国》在纽约出版英文版，不仅收录了中国优秀抗战木刻作品，更展现了那个时代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这些展览和出版表明，中国抗战木刻实现了文化“渡洋”，既在国内提振士气，更在国际舆论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战结束后，中国抗战美术作品依旧在国际上闪耀着光辉。例如，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李约瑟等人编著的《现代中国木刻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作序的《中国木刻》等，都于硝烟散尽之后相继问世。更有意思的是，中国抗战木刻在战后日本思想启蒙中产生了深远影响。1947年，“抗战八年木刻展”在上海闭幕后部分作品赴日展出，吸引超1万人次观展，直接催生日本“刻画会”的成立。这意味着中国抗战美术不只是对外传播的载体，更成为影响他国社会思潮的一股力量。
由此可见，中国抗战美术的对外传播成功实现了文化价值和抗战精神的有效传递。如今，这些承载重要使命的作品，有不少静静地躺在海外博物馆、美术馆、研究所里。如何让这些凝结着抗战精神的艺术遗产重回当代视野？如何从中国抗战美术在国际传播中的实践、价值中获得更多启示？我想，今天的美术工作者应有这样的文化自觉，主动收集、建立全球性的抗战美术作品数据库，做好研究、展示与传播，通过国际巡展、数字化博物馆、专题出版等方式让这些作品重回公众视野。同时，让其与今天的文化叙事相连接，成为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支撑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同世界人民在战火中淬炼出守望相助的深情厚谊的历史见证。
文/陈 都
编辑/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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